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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fisher's Collition我只希望我的母亲在不久的将来能在不使用用户手册的情况下像我使用WINXP一样流畅地使用ASUWISH 20XX操作系统——我的UCD目标 2/3/2009 温家宝在剑桥大学演讲时被扔鞋(图文、视频)于泽远 北京 另据剑桥综合电，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英国剑桥大学发表演讲时，遭一名洋人扔鞋，幸好鞋子落在大约一米之外，没有击中他。 这名抗议者从讲堂后面将鞋子扔向温家宝时，还高喊着：“大学怎么能拜倒在这个独裁者之下？” 过后，这名男子被警卫带走。 《联合早报》 12/8/2008 苏联政治笑话汇编１．亚历山大、凯撤、拿破仑做为贵宾，参加红场阅兵。 11/10/2008 D说你有病你就有病杨母之遭遇，些许像N多年前列宁的夫人，史达林跟他的列宁大嫂说：你再乱说话，我们就宣布你不是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说:可是这个国家的任何人都知道，我就是列宁的妻子。史达林又说：党说你不是你就不是！ N多年后的中国——党说你是精神病你就是精神病 党是无所不能的 再大的水也有落下去的时候，石头终于显落了出来,真是海枯石烂。 杨佳的母亲王静梅终于有消息了。从今天知道的事实是，王静梅没有走失，没有自己隐藏起来，她是被中国的公安系统绑架，被国家秘密拘禁。2008年7月2日，王静梅被带进了隶属于北京公安局的安康医院。 你任意改变所有的事实，让所有的媒体封口，你可以让整个政党昧着良心，你可以让全部的公检法不说真话，你可以收买所有的律师法官，可是你仍然无法消除那些最基本的事实。这个最基本的事实是，杨佳有一个母亲，她被“失踪”了。 王静梅是怎么样失踪的呢？2007年10月1日杨佳母亲第一时间接到杨佳从上海闸北分局芷江西路派出所打来的电话，作为第一证人知晓杨佳案情，从杨佳被警察殴打到后来上访与警方交涉的整个经过。 2008年7月1日杨佳案发生后，被上海方带去朝阳区大屯派出所“协助调查”，自此以后人间蒸发。 在此之后的一百三十二天中，上海对杨佳案件进行了非法的侦讯，一审二审，并判处死刑。期间中国顺利的举行了“有史以来最成功最辉煌”的奥运会的光荣历史性 时刻，杨佳的母亲在北京公安局的安康精神病医院“接受强制性治疗”。在杨佳被非法的判处死刑的过程中，唯有上海司法安排的谢有明律师获得过杨佳母亲的“委 托书”，就是此委托书成为北京的熊烈锁律师被拒绝代理杨佳辩护的全部理由。在全国公民关注司法程序正义，大声疾呼寻找杨佳母亲的一百三十二天里，无论是上 海公检法还是北京公安都不置可否，拒绝回答，北京公安大屯派出所于七月十七日，接受杨佳的姨妈的人口遗失的立案。由于王静梅被非法绑架拘禁在安康医院，使 得杨佳案自始至终没有可能获得最起码的信息和公正。 王静梅的出现，至少在几个方面证实了中国广大的公民对杨佳案的关注是有充分的理由的。司法机关可以秘密的将重要证人关进医院“进行治疗”，可以拒绝回答公 众媒体询问，在不通知亲属的情况下对人进行“精神病治疗”，这种事情只听说发生在前苏联。如果王静梅在精神病院，那么谢有明怎么能接受一个“无刑事责任能 力”的人的委托？关于杨佳案已经说得太多了，还要说的会更多。是杨佳“有病”这家人“有病’,还是这个国家体制有病呢？。 对杨佳及其母亲的残害，对事实真相的掩盖，对司法程序公正的扭曲，不是对中国公民最基本的权利的伤害么？，这无疑是2008年中国发生的所有事件中最大的一件事，远远大于那个傻逼奥运会，因为它确实和我们每一个人有关。 让我们继续关注中国司法的违法进程，关注一个体制是如何义无反顾的走向死亡。这一切是鹰达牌料理刀和杨佳无法预见的。由此而看，杨佳案件不仅仅是牵扯到北京和上海公安，更是涉及到公民政治司法程序社会公正的问题。 现在我要说的是，中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们“你们看着办吧”。你们没有想到的是，曾经冤杀无数易如反掌，今天要杀一个疯子傻子，居然会这样的难。 见过下流的没有见过这样下流的。几十年来，百姓都沉的住气，你们还沉的住气吗？ 9/30/2008 未知主导这个世界两千多年前，苏格拉底宣称，唯一真正的知识就是知道自己无知；四百多年前，培根警告：当心我们被自己思想的丝线丝丝束缚；四十多年前，哈耶克告诫：人类应认识到自身知识的局限性。但人类并未在大师们的呼吁中，变得谦虚起来，反而自以为掌握着越来越多的知识而日趋自负。塔勒布的《黑天鹅》一书，再次深刻警示了人们如何受害于自己的无知，以及如何受害于对自己无知的无知。
许多人认为世上诸事的状态服从正态分布，我们只需要关注平均的状态，因为特定个体不足以对平均状态产生大幅扰动。比如，随机挑选10000个人测度出他们的平均身高或平均体重，这时再加入另一个新人对平均身高或体重的影响将微乎其微。因为，即使这个新人的身高或体重是平均身高或体重的5倍（这是多么不可能的事啊），那么它对平均身高或体重的影响也不到万分之五，可以忽略不计。
塔勒布把这种特定事件对总体的平均状态影响很小的世界，称为平均斯坦。对应于平均斯坦，他提出了极端斯坦这个术语来表示另一个与此对立的世界。在极端斯坦中，特定的事件将极大地影响总体的平均状态，或者说个体可轻易地以不成比例的方式影响整体。比如收入的平均量常常就来自极端斯坦，你可以对刚才挑选的10000个人计算出他们的平均收入，然后加入一个新人。假设这个新人就是比尔·盖茨，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平均收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收入分布并不是正态的，那10000个人财富仅占1%，而盖茨一个人的财富占了99%，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分布。
世界上的事件和现象，大都可以归入平均斯坦或者极端斯坦这两种模式。体重、身高、卡路里摄入量、餐馆老板的收入等等，它们来自平均斯坦；而财富、收入、单个作者图书销量、名人的名气、城市人口、特定词汇的使用频率、地震的损失、金融市场、商品价格、通胀率……等等，则来自极端斯坦。极端斯坦的清单将比平均斯坦长得多。而越来越复杂的世界，也正越来越多地遭遇来自极端斯坦的问题。既然如此，人们惯于以其偏好的平均斯坦观念去处理来自极端斯坦的问题，必然会麻烦重重。
比如说，过去1000天所发生的事件能够决定第1001天会发生的事件吗？这个问题正涉及到“黑天鹅”之由来。中世纪的欧洲人一直以为天鹅是白的，因为他们所见到的天鹅都是白的，所以人们也就简单地推测所有的天鹅都应该是白的。但是1647年，荷兰航海家在澳洲发现了黑天鹅，推翻了长期以来的欧洲人的信念。过去不能证明未来，人们不能只靠过去的经验去判断未来。
又比如，我们读人物传记时，很可能发现那些在商业上成功的人，往往具有勇气、冒险、乐观等个性和精神。很多人于是推断这些特点将有助于个人的成功。但果真如此吗？未必！因为，曾经有千千万万敢于冒险的人们在努力奋斗，他们绝大多数恰恰是因为冒险的策略而失败了；这就是说冒险并没有为他们获得成功提供额外的帮助。只不过，失败者从来不写回忆录（即使写了也没有出版商愿意出版，读者们也不愿意花钱去购买一个失败者的故事），结果我们所看到的传记只是那些成功者的；但他们仅仅因为在冒险中更“幸运”才成功了，而不是冒险帮助他们成功。这就是沉默证据的问题：我们看得到的常常并不能说明问题，恰恰是我们未能看到的证据才揭示了问题的真相。
再比如说，面对这样一道题目：假设一块公正硬币每次正反面出现几率相同，那么抛出99次都得到正面后，第100次抛出得到反面的概率是多大？许多接受过良好统计学教育的人，会回答“50%”，他们说在你的假设下每次抛硬币的结果是独立的。但是那些对统计学并不精通的人，却极有可能认为，第100次出现反面的概率不到1%。仔细想想，他们的看法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公正硬币连续99次出现正面向上的概率几乎为0，既然如此，那么99次得到正面后，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这枚硬币被人做了手脚，它不再是公正的了。这个题目的两类回答者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一些受过良好学科教育的人，却只是在条条框框内思考问题；而另一些在学问上看来并不那么聪明的人，却跳出了条条框框，他们在科学和学问的竞赛上将没有优势，但在适应真实社会生活方面却有可能更成功。这种游戏谬误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在校学业优秀的人最后一事无成，而那些学业落后的人却在赚大钱。因为学校知识的简化与反启蒙性阻碍了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理解。
甚至在问题的预测方面，人们通常接受的“专家更可靠”的观念，也是难以成立的。“专家”只是一群习惯“筛选”的狭隘思维的人，只有在那些事物不断重复而缺少变化的领域，专家才可能更具优势；对于变化频繁的领域，专家并不比普通人更具优势。所以，宇航员、飞行员、象棋大师、物理学家、理论数学家、会计师、精算师……这些的确是有优势的专家；而证券商、精神病医生、招生考官、情报分析员、经济学家、金融分析师、政治科学家、风险专家……这些所谓的专家在预测未来方面，并不会具有超越常人的优势。原因在于，在那些充满极端斯坦事件的领域，“黑天鹅现象”将会出现。
塔勒布所谓的“黑天鹅”，具有不可预测、影响极端并且难以事后解释的性质。如果把我们的知识分成已知、已知的未知、未知的未知三个领域，那么黑天鹅现象属于未知的未知领域。人类习惯上关注已知和已知的未知两个领域，但问题是对我们影响最为深刻的事件，常常来自未知的未知领域。所以塔勒布提出了一个与传统知识习惯相反的观点，那就是我们的世界是由极端、未知（对我们现有知识而言）和非常不可能发生的事物主导的；而我们却一直把时间花在讨论琐碎的事情上，关注已知和重复发生的事物。
极端斯坦造就黑天鹅现象，对黑天鹅事件的无知又产生前面提及的证实谬误、叙述谬误、沉默证据和认知扭曲、过滤性错误等等。这导致我们可能错误地解读了人类社会和历史。我们以为很多发现是人类努力的结果。但事实是，发现的经典模式常常是：你寻找你想要的东西，结果却发现了另外的东西。哥伦布为了寻找到达印度的新方法，结果发现了美洲；彭泽斯以为鸟粪导致天线的噪声，结果因为寻找鸟粪却无意发现宇宙背景微波辐射，为复兴大爆炸理论奠定了基础。今天深刻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计算机和网络，也是出人意料地发展起来的。这些都是黑天鹅现象。黑天鹅现象的存在使得历史并不是缓慢爬行的，而是活蹦乱跳式地发展的。因此，社会和历史的发展常常难以预测也难以解释。当然，这样的思想对于某些读者并不陌生，因为在哈耶克、波普尔、熊彼特等人那里，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思想的影子。 那么，作为总希望创造美好未来的人类，应如何应对黑天鹅事件呢？塔勒布的建议是：一半对一半。一半时间对自己的事务超级保守，一半的时间则超级冒险，与一般人不同的是，在大家冒险的地方实行保守主义，在大家谨慎的地方则冒险；不要计较小的失败，但要提防最大的终极性的失败；不要担心人所共知的骇人听闻的风险，而要担心更为险恶的不为人知的隐蔽风险。当然，心态也很重要：应该藐视命运，珍惜幸运。我们能够活着本身就是极大的运气、一个可能性微小的事件、一个极大的偶然，“活着”本身就是一个“黑天鹅”事件。 8/5/2008 奥运前的政治恐怖（3x 4 BBC）http://newsvote.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540000/newsid_7540700/7540781.stm 奥运逼近了，又逼近了，中国官方电视台每天的倒计时滴答声，如同催命的魔咒，一天急似一天，催得从当局到民众都陷入一种无厘头的焦虑。申奥成功时官民同癫狂，如今已经变成官民同恐惧；七年前万众欢腾，似乎变成了七年后的诅咒：不知道那一刻到来之际，中国究竟会发生什么？ 2008年8月8日这个日子，之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奥运而言，越来越呈现出官民分裂的解读。在官权话语体系中，奥运仍然是大国崛起的象征，是党国要求全民奉献的盛宴，也是现政权的最大政治。而在民间话语体系里，人们已经把8月8日与可能出现的某种灾难联系起来，"共赴国难"的情绪在网络中传递，"避运"、"受运"、"恭外运"的戏虐在市井江湖中走红。这种隐藏在民间话语体系里的政治表达，正在显示出日益强烈的趋势，让一个没有政治底气的执政集团逐渐降低了声调,"办一届奥运史上最成功、最完美的奥运"已经变成"办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平安奥运。" 是的，西藏危机、汶川地震、瓮安民变、杨佳袭警、昆明爆炸，特别是云南普洱市孟连县发生激烈官民冲突，警察开枪打死两人……最近数个月来一系列灾难事件和群体事件，似乎都要赶在奥运年发生，且几乎件件都具有爆炸性的舆论效应。在这些事件中，除了汶川大地震带来过短暂的"举世同情、举国同悲"之外，其他事件所带来的都是分裂，西藏危机和火炬传递引发出近年来罕见的中西冲突，瓮安民变和杨佳袭警等事件凸显出罕见的官民对立。 尽管官方主流媒体有越来越多的奥运祈福，但是多种矛盾相互交错和执政集团的神经错乱，中共被一种制度性的癫狂套牢，越来越强烈的"敌人想象"和"灾难预期"，让奥运筹备越来越变成单一安全演习。最近，党魁胡锦涛对奥运作出六点指示，再次强调"落实平安奥运重如泰山、奥运平安人人有责"。这种"人民战争"的陈旧套路，让百姓们疲惫不堪且备受干扰。 七年前向世界承诺改善人权的中共当局，在奥运步步逼近的时段里，人权状况没有改善，警察国家的面相却越发醒目。统治者的内在焦虑强化着制度性癫狂，制度性癫狂让专政机器疯狂运转，草木皆兵的严防死守把越来越浓的恐惧氛围传递给国人。 确保奥运安全就要不惜一切代价，一支由十万人组成的特别反恐部队，由四十万城市志愿者和一百万社会志愿者组成协防队伍，让北京奥运会安保措施成为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代价最高的安保项目。官方媒体的宣传是："银色的高压线网密匝在道路一侧，每隔十米左右，便可见一处岗哨。全副武装的武警战士或踱步巡逻，或以军姿示人，警惕地观察着附近行驶着的车辆。" 独裁政权办奥运的风险控制，意在向世界展示一个"铜墙铁壁"的北京，既为了让出席开幕式的八十多位各国政要放心，也为了杜绝让政权出丑的一切可能。遗憾的是，无论动员多少人力、投入多少物力，奥运安保展示给外界的更多是警察国家的一贯傲慢和愚蠢。号称与国际接轨的中共政权，完全忽视了现代社会的风险特征，完全没有现代国家复合治理的考虑，而只知道依靠简单粗糙的强力控制来消除潜在风险，依靠一个庞大的却效率低下的行政体制，依靠几乎不受约束的权力行使和资源投入，依靠垄断媒体和强力系统的全面动员，来完成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这样的风险控制可能变成奥运的诅咒，以不可预知的方式引发出它试图极力避免的状况，如同在防暴现场举办一场国际盛宴。 是的，9·11后举办大型国际活动，为了防范恐怖袭击都加强安保措施，这是必要的，2004年雅典奥运的安保投入就超过以往的奥运。但北京奥运安保最让人担忧的是防范对象的无限扩大，以民为敌的思维惯性必定造就以官为仇的民间逆反，毫无理性的安保措施必定是过度滥用强制力量，其结果很可能是走向安全喜庆的反面。其实，这种过度安保的反面效应已经出现：草木皆兵的安保并没有让当局增加自信，肆无忌惮地采取强力手段让民众失去安全感。对内，外地人进京必须实名，上访者被遣送，小商贩被取缔，流浪者和乞丐被强行带到市郊的救助站，不准自行离开。对外，收紧外国人的签证，限制外国记者的采访。 更严重的是，除了被列为恐怖势力的"疆独"和"藏独"之外，奥运安保还专门针对当局定义的"危险群体"，法轮功、民间基督教、海外民运、异见者、上访者、维权者、独立知识分子、心怀不满者（特别是类似杨佳那样对官权绝望的人）……警方给予"特别关照"的范围，不仅是北京和其他奥运比赛城市，而是扩展到全国各地，那些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对奥运安全构成威胁的个体，也被强行纳入控制范围。许多外地人被要求奥运期间不能进京，更多北京公民或被要求离京，或被警察站岗，或要坐警车外出，或受到各种警告，许多人也被限制出国。更有人被抄家、被传唤、被拘留、被投入监狱。他们当中，有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有退休教授，有持不同政见者，还有近年来活跃的维权人士。虽然，这些人在政见上和官方不同，在奥运上持独立观点，但这些人绝不会采取任何极端措施来影响奥运的安全。 曾几何时，北京奥运最受病垢的是全民动员的"政治奥运"和劳民伤财的"金钱奥运"，进入奥运一周年倒计时以来，最令人担心的是"恐怖奥运"。 平安奥运必须防范任何暴力袭击和恐怖活动，但奥运安保不应该沦为变相国家恐怖。上述奥运安保已经远远超出防范恐怖主义的范围，而变成了针对本国民众的政治恐怖。所以，随着开幕式的日益临近，对奥运的公众认同正在迅速失去，而一个失去公众认同的奥运本身就包含着巨大的风险。如果当局不能阻止针对本国民众的政治恐怖的蔓延，也就意味着继续加深官民对立、培育着仇恨和暴力的土壤。 7/30/2008 环境的坏消息和好消息 20080728转自http://songshuhui.net/archives/539.html 奥运空气 奥运，北京，灰蒙蒙的天气，紧紧揪着我们和BBC记者们的心。前段时间，几个记者沿着奥运会自行车个人赛的路线，测量了七天的可吸入颗粒物的含量，结果发现大大地超标了。这个自行车个人赛的路线，从永定门到居庸关，全场200多公里。不得不说记者们很会选地方，颗粒物的污染，往往是公路工地附近最高，公园最低。正确的空气质量的测定方法，应该是全城均匀布点测量。如果用公路旁测得的数据去责怪整个北京，未免太苛刻了，还不如去直接去测汽车尾气，得到的数据会更加惊世骇俗。当然，北京有污染，环境保护部的数据也承认（http://www.sepa.gov.cn/quality/air.php3）。空气质 量的主要监控指标，包括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臭氧，一氧化碳和可吸入颗粒物。其中可吸入颗粒物是最让人头疼的。前四种监测指标都是气体，就像臭屁一样， 只要没人在放，那很快会消散，虽然把首钢这些放“臭气”的源头移出北京，并不是一个轻易的事情。而要消除可吸入颗粒物，那需要的不仅仅是把建筑工地移出北京，更需要把森林和绿地覆盖在北京及其周边几百公里之内所有的裸地上。这个工程，比转移首钢更加巨大，十年时间，显然是不够用。北京已经付出够多的了，接下来，请大家一起祈祷一个刮风下雨的好天气吧。 以下姑且算一个好消息：
新闻和图片来源：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490000/newsid_7495800/7495873.stm 大米有毒？ 食品安全的新闻像满天星，吃啥喝啥让我们大伤脑筋。科学家发布新消息，连白米饭都要小心地吃了。中国和英国的科学家发现，大米中有毒物质－砷的含量，超过其他谷类粮食至少十倍，这使得米饭也将成为一种潜在的致癌物质来源。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对饮用水中砷含量的规定，大米中的砷含量至少要低于50毫克每千克才是安全的，但是市售大米普遍超过这个数字，最高能达到400多毫克每千克。尽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对饮用水中的砷含量有严格的限定，但是美国，欧洲，甚至世界卫生组织对大米中的砷含量都没有建立任何安全标准。中国在是少数几个对大米中砷含量有限定的国家，很难得地在环境标准方面走到了发达国家的前面，虽然这个限定值并不让科学家们满意。 在大家开始担心今天摄取有毒物质砷是否过度之前，请看一个补充的好消息：
图示：水稻和大米。图右下角列举了五种大米，中间的为含砷量最高的法国红米。 新闻和图片来源：http://www.sciencemag.org/cgi/content/summary/321/5886/184 探雷烟草 植物们越来越聪明了。一种新的基因的发现，使得植物在“闻”到地雷散发的二氧化氮的味道的时候，绿色的叶子会如同“害羞”一般变红。多么有意思的发现！南非的科学家打算借助丹麦Aresa公司的这个发现，培育出一种遇地雷则叶红的转基因烟草，做为地雷的指示生物。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这种烟草培育成功，并种植在当年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地雷附近的烟草都变成红色，宛如一面面鲜红的旗帜。登高望去，那不正是windows的扫雷游戏，挑战超高难度即将成功时，那个激动人心的场面吗？
图示：烟草的成年植株。 图片来源：http://www.marvistavet.com/assets/images/tobacco_plant.gif “银行是银行，国库是国库”转自http://www.bullog.cn/blogs/liziyang/archives/159544.aspx 在中国近现代金融史上，1935年3月25日是个不应该被忘记的日子。这一天，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被迫辞去职务，并彻底和中国银行脱离关系。可以说，这是一起标志性的事件，标志着中国自由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 一个银行总经理的去职，至于有这么大的影响吗？ 先来看看张嘉璈是个什么样的人。 张嘉璈，江苏人，生于1889年，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江浙财团核心人物之一。1913年，张嘉璈进入中国银行，不久，出任上海分行副经理。在这个职位上，张嘉璈干了一件大事。 袁世凯帝制失败以后，由于连年打仗，中央政府财政极度紧张。当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是国内两家最重要的中资银行，部分发挥了中央银行的作用。为了应对中央财政紧张，中交两行都增加了货币发行量。这就引起了公众对银行信用的担忧。一些地方出现了挤兑现象。公众纷纷涌向银行提取自己的存款。为了稳定国内的金融秩序，北洋政府命令中交两家银行暂时停止兑付储户存款，强行制止挤兑风潮。 停止兑付，固然可以立即中止挤兑风潮，但必然是对银行自身信用的极大伤害，而信用是银行生存的根本。储户把钱存到银行，不管出现什么原因，如果银行拒绝储户按自己意愿取钱，储户又怎么能够再信任这家银行呢？ 颁布命令以前，北洋政府询问中交两行意见。交通银行各分行均无异议，愿意服从中央，但中国银行各地分行均表示不赞同。其中态度最激烈者电告中央政府：“无论处在任何困难的环境中，愿尽一切力量，将库中现金兑至最后一元，始行停兑”。 北洋政府反复斟酌以后，还是下达了停兑的命令。命令一下，交通银行完全遵守，立刻停止了储户兑付。中国银行总行也下令各地分行执行政府命令，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却在经理宋汉章、副经理张嘉璈的带领下，公然抗命不遵。他们以银行股东的名义发布公告，宣布继续兑付，并要求政府不得再从银行随意提取款项，自此以后，一切事务均按照普通银行办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将不再是政府的筹款机器。 公然对抗政府命令，宋汉章和张嘉璈是冒着极大风险的。他们的行为甚至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事实上，上海分行的上上下下确实提心吊胆、非常紧张，随时准备应对非常情况。当然，宋张二人也不是简单地对抗而已。他们同时积极联络各方，取得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尤其重要的是争取到了江浙财团和其他银行的支持。 此后的一个星期是最紧张的时候。上海的大量储户涌到中国银行提取自己的存款。第一天来了2000多人。银行职员不得不加班加点。挤兑持续了几天以后，储户发现中国银行的现金流没什么问题，来提取存款的人也就大量减少了。第四天只来了100多人。再过几天，这场危机渐渐平息了。上海分行终于挺过了这次危机。事件过后，上海中国银行的信誉大增，有钱人和生意人纷纷把钱存入中国银行。银行吸收的存款反而超过了危机以前。而张嘉璈，也被称为有胆有识的银行家，声名鹊起。 1917年，张嘉璈从上海来到北京，出任中国银行总行副总裁，实际主持中国银行的日常事务。从这时起，张嘉璈开始大力改组中国银行。改组的核心原则就是强化银行的独立地位，以期使银行的发展尽量不受政局变化的影响。 中国银行的前身的大清银行，有很浓厚的政府背景。但进入民国以后，中国银行非政府的商股比重一直在增加。张嘉璈上任以后，更是一再扩充商股比例。在他的大力推动下，中国银行的商股比例居然达到了99%，政府在董事会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 按说，这样高的商股比例，银行应该可以摆脱政府的控制和影响了。可惜，新的历史时期来临了。北伐战争以后，南京政府取代了北洋政府。一个控制社会能力更强的政府出现了。 早在北伐战争中，蒋介石就多次向上海的银行和财团索要大笔资金。其中一次就向中国银行索要1000万元，而当时中国银行的总股份才3000万元。银行家和商人们都感到极大的压力。张嘉璈叹道：“军人不明财政，而处处干涉财政，前途悲观在此”。 但张嘉璈并没有放弃银行独立化的努力。南京国民政府有意将中国银行彻底改为中央银行，财政部长宋子文专门就此与张嘉璈洽谈，要求提高政府的股份比例，政府股比要超过商股。张嘉璈委婉地表示反对，他认为，银行要想发展，就必须取得独立地位，能够按照市场规律发展银行的各项业务，而不是成为政府的筹款机器。如果政府股比超过商股，中国银行势必严重受到政府人事变迁的影响，财政部长的人选将直接决定银行的发展。这样一来，银行的经营将非常困难。 张嘉璈建议政府为社会保住中国银行这块来之不易的金字招牌，另行拨款，组建专门的中央银行，作为政府实施金融政策的工具。同时，将中国银行改组为专门的外汇经营银行，专业经营进出口汇兑业务，将交通银行改组为专门的实业银行，为国内的工商界提供金融支持。三家银行分工合作，共同构建国内的基础金融机构和现代化的银行体系。 政府接受了张嘉璈的建议，成立了中央银行，并批准中国银行成为专业汇兑银行。在张嘉璈的带领下，中国银行开始了专业化的改组，具备了外汇经营的竞争优势。这种特点一直保持到今天。现在的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虽然都已经可以经营外汇业务，但仍以中国银行的实力最为雄厚，国内外的机构最为完备。这种专业化的优势正是张嘉璈当年打下的基础。 虽然张嘉璈在中国银行专业化改组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他所设想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分工协作的银行体系并没有完全成为现实。南京政府新成立的中央银行实力薄弱，并不能充分发挥国家银行的作用。中交两行仍然承担了货币发行、国库收支、国债垫款、公债发行等等的央行业务。三行的职能未能完全区分。在这种情况下，三行中实力最为雄厚、社会信用最好的中国银行担当了最多的职责，同时，也引起了政府越来越强的完全控制的愿望。 进入三十年代以后，官僚资本主义开始在中国开始全面兴起。自由市场经济的空间被逐渐压缩。到了1935年，南京政府已经开始了全面垄断经济的进程。在金融领域，政府再次大幅增加中国银行的官股比例。其吞并中国银行的愿望显露无疑。这就和张嘉璈公然违抗北洋政府命令以来致力于独立经营银行的努力直接对立了。政府意识到，想要实现吞并中国银行的愿望，就必须首先排除张嘉璈。 蒋介石在给孔祥熙的电报中直接指出，张嘉璈必须“完全脱离中国银行关系”。于是，1935年3月，在张嘉璈事先不知情的情况下，南京政府突然宣布任命张嘉璈为中央银行副总裁。这个任命看似提拔，实际上显然是剥夺了张嘉璈在中国银行的实权，以一个无足轻重的空衔代替。张嘉璈得知消息以后，极为愤怒，拒绝出任中央银行副总裁。但这时的中国银行，已经无力反抗政府的压力。张嘉璈虽然可以拒绝出任中央银行副总裁，但他也不可能继续留在中国银行了。3月25日，张嘉璈被迫宣布辞去中国银行总经理职务，并从此和中国银行脱离关系。随后，中国银行进一步增加官股比例，彻底成为了政府的金融工具。 后来，蒋介石鉴于张嘉璈在社会和商界的重大威望，为了笼络人心，把张嘉璈列入政府内阁名单，任命他为铁道部长。张嘉璈接受了这个任命。 七十年代，旅居美国的张嘉璈在接受采访问及当年离开中国银行事时说道：“财政当局要拿银行当国库，我却以为银行是银行，国库是国库。这一点意见不合，所以造成了我离开中国银行”。 商人之独立经营地位，为市场体系健全发展之前提。政府虽然可以成为商人的顾客，从市场中购买商品和服务，但并不应该成为商人本身，也不应该谋求对商人独立地位的剥夺。这种前提不但不因为银行在市场体系中的重要性而有所减弱，反而因为银行的这种重要性而更要坚持。事实上，三十年代以后，正是因为政府控制了国内的银行体系，才多次出现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其对社会的破坏性是以往普通的金融危机远远不能比拟的。而政府的信用也随着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而丧失殆尽。同时失去的还有政府的合法性。 面对强势的政府，张嘉璈这样的大银行家都败下阵来，可以想象，那时其他的普通商人的遭遇会是怎样了。结果，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权逐渐落到了官员手中。而原来那些在市场中创造了经济成功的企业家，要么地位被降低，要么就被吸纳到政府中去，从企业家转变为政府高官。当商人们逐渐失去自主经营的权力以后，中国一度出现的自由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也就不复存在了。虽然商人们仍然保持了一定的社会地位，还没有立刻被全面剥夺，但一种趋势，国家吞并社会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只要这种趋势存在，自由被全面剥夺、社会被全面压抑就只是早晚的事。 7/7/2008 请广大市民暂缓生病http://www.bullog.cn/blogs/qianliexian/archives/155492.aspx 请广大市民暂缓生病 奥运期间部分手术酌情暂缓 保证血液供给 京华时报7月4日报道 昨天，卫生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北京等赛区城市要适当提高血液库存总量，酌情暂缓用血量较大和使用RhD阴性等稀有血液的择期手术，以有效控制临床用血需求总量，保证血液供给平稳有序。 卫生部要求，各奥运赛区城市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采取有效措施，以保障奥运定点医院为重点，全力做好奥运期间的血液采集、储备和供给安排。在奥运前，各城市要适当提高血液库存总量，并做好RhD阴性等稀有血型血液的储备。 同时，要酌情暂缓用血量较大和使用RhD阴性等稀有血液的择期手术，以有效控制临床用血需求总量，保证奥运期间血液供给平稳有序。 此外，各奥运赛区城市要完善预约献血队伍管理机制，建立一支高效的预约献血队伍，特别是要做好RhD阴性等稀有血型献血者的登记、回访和保留工作，切实提高奥运期间的血液供给能力。 卫生部表示，各奥运赛区城市的临床日常用血及血液偏型问题，原则上由各地自行解决或省内协调解决。非常态下的临床用血供给和重大突发事件的血液应急调配，通过省际间的调配予以保障。 各奥运赛区城市应在充分总结前期奥运血液保障筹备工作的基础上，逐一检查各项保障措施和方案的落实情况，要在7月上旬前进行一次演练，对所发现的问题立即解决。 ■马上就访 绝不是“市民为运动员让路” 卫生部专家表示，出台这样的措施，是基于4点考虑。首先，在遇到大的事件时，先救治生命处于危险状态的病人或急重患者，择期安排其他手术，这是遵循国际医疗救治的惯例。其次，从适用范围看，可择期手术的患者,在一两个月内不做手术不会对其病情产生影响。第三，推迟部分手术，不能看成是普通市民为运动员让路。因为在奥运期间，不只有运动员来北京，还将有大量外国及外地的普通游客来京。这个措施是为这部分激增的人群做准备。最后，这个措施只是一种准备，到时候是否会有具体的手术被推迟，还要看当时的情况而定。 写给“俯卧撑”的讣告http://www.bullog.cn/blogs/qianliexian/archives/155579.aspx 【俯卧撑】讣告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有网友这么总结网络热词“俯卧撑”的一生。 7月3日，本报发出报道《不打酱油了，改做俯卧撑》，那时“俯卧撑”正做得如火如荼、如日中天。然而，报道见报当晚，许多论坛就开始屏蔽“俯卧撑”了，百度“俯卧撑”吧也再也不见新帖出现。 它的生命只有短短3天。 一个网络热词的突然死亡 7月1日晚8时，天涯社区的天涯杂谈开始出现“俯卧撑帖”，一天时间就达到了500个主题帖这一惊人的数量。到了7月3日媒体报道的时候，网上大部分网友都已经知道什么是“俯卧撑”了。 然而，“我刚知道了做三个俯卧撑的危险，还没开始做，就发不出帖了”7月3日晚，许多想发“俯卧撑帖”的网友发现发帖失败。而且，所有以前的“俯卧撑”也都不能回帖了。这就意味着“俯卧撑帖”已经成为了被屏蔽的敏感词。一个原本单纯的体育运动项目，一个刚刚火起来的网络流行语，就这么被封杀出局。一些知名的网络论坛都出现了这种情况。 在百度蹿升最快的贴吧俯卧撑吧，虽然帖子7月2日就已经过万，但到7月4日，帖子却不足9000了。 继续非典型传播 虽然在论坛上不能做俯卧撑了，但是它依然在网上继续流行。Google搜索上升最快关键词里，俯卧撑还是排名第一，百度搜索里面，“我是来做俯卧撑的”也进了前三。 而在论坛里，虽然不能做俯卧撑了，但FWC、伏卧撑却防不胜防，大行其道。有的网友回帖内容变成了“做三个”、“撑三个”等。 俯卧撑是近年火得最快的网络热词，也是唯一被屏蔽的网络热词。之前的“很好很强大”、“很黄很暴力”、“我是出来打酱油的”等等，都还“健在”。 “不让做俯卧撑，继续打酱油好了”。本报记者 王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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